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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关学之三原学派

三原学派”又被称为“关学别派”,是以明王恕为代表的学派。因恕以及门下多为陕西三原一带人,故名叫“三原学派”。理论无多建树,为程朱绪余。赞成孟子尽心知性知天说,觉得“盖性乃天之所命,人之所受。其理甚微,非尽心而穷究之,岂易知哉!既知其性,则知天理之流行,而付于物者,亦不外是矣”(《明儒学案·三原学案》)。

又觉得“天理人欲相为消长,有天理即无人欲,有人欲即无天理”(同上)。为学“大抵推之事为之际,以得其心安者,故随地可以自见”(同上)。为人处事倡导“中和”,强调“天下之事,处之得中则成,不得中则不成,故中为天下处事之大本。天下之事,行之以和则行,不和则不行,故和为天下行事之达道”(《石渠意见》)。

学派重气节和风土,冠婚丧祭必率礼而行,影响三原土风民俗甚大,门内亦多以气节而出名。其后学观念各有不同,马理“墨守主敬穷理之传”;韩邦奇明于数学,“论道体乃独取横渠”;杨爵主“天人一理”,注重“中和”;王之士则潜心理学,又南下问学于许孚远,转宗湛若水之学。

三原学派创立者王恕,字忠贯,号介庵,晚年又号石渠,明朝中期陕西三原(今陕西三原县)人。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。不详其师承,但由学术能够窥见受关学和洛学影响较显著。该派专家学者有王承裕,马理,杨爵等。王承裕,为王恕的儿子,受家学,曾讲学于宏道书院,马理为其徒弟。该学派以实践儒说为主导,于哲理少有发明,然而也是有自身的看法。

明朝关学之三原学派

该学派认为“我”是宇宙的本身。觉得:“天地之育,我育之也;万物之育,找育之也。”(杨爵《论学》)又觉得人性来源于天。说白了“性乃天之所命,人之所受。真理甚微,非尽心而穷究之,岂易知哉?”(《石渠意见》)“中和”是“性命本然之则”,致“中和”,便是“止至善”(《论学》)。

社会伦理观是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。觉得“天理人欲,相为消长。有天理即天人俗,有人欲即无天理”(《石渠意见》),“人能不以饥渴贫溅动其心,则大本立而过人远矣”。这很明显是“存天理,去人欲”的持续。社会政治是反荒淫,反腐暴,认为存恤百性。鉴于“去人欲”,觉得“人心”一动,便是“人欲”,人心一动,就走在危险的道路上,丧德灭身,亡国败家都因为此(杨爵:《漫录》)所以说“人心惟危”,且又引《尚书。

五子之歌》说:“内作色荒,外作禽荒,甘酒嗜音,峻宇雕墙,有一于此,未或不亡”。王恕巡抚云南,揭露宦官钱能等贪恶行为,使钱能遭罢撤。王恕在知杨州任上,岁饥请赈,不待批准意旨下发即先行开仓发粟,使灾民可免于沟壑。杨爵在御史任上,上书言五事,反腐暴,反不恤民。因而遭五年牢狱而不侮,并说:“见得义理,必直前为之,不为利害所休,不为流俗所惑”。

明朝关学之三原学派

可是“志在经济”的王恕,既不主张推行井田制,也并不主张均田,面对“人稠地狭”和“户口年年有消长”的农村现状颇无献策。该学派徘徊于有神论和无神论中间。觉得“鬼神以物为体,而无物不有。如门有门神,灶有灶神,木主为鬼神所栖是也”(《石渠意见》)。但又觉得:说它存在就好像存有,但“非实有也”。该学派主要作品有王恕《石渠意见》;韩邦奇《乐志》;杨爵《沦学》,《慢录》。

学术界曾有观点觉得,《三原学派》仅为明时关学一大重要流脉,其实不是,学问自有其承传之理,清朝或者说清朝末年,《三原学派》可以说又做到了一次高潮迭起,陕西近现代很多知名人士皆出自于此。这一载体便是三原宏道书院。它是陕西省关中明,清四大书院之一。为明朝三原县北城人王承裕(字天宇,嘉靖时户部尚书)创立。弘治癸丑年(1493)王承裕举进士后守候其父王恕(字宗贯,孝宗时曾任吏部尚书)回县,一些士大夫向他请教,便借僧舍为授课之所,题名:“宏道书屋”。弘治乙卯年(1495),王承裕上京当官,当了好多个月的兵部尚书,患病回里。这时候向他请教者更众,因此,众议募捐,借北城永清坊普照寺废院修建书院。

明朝关学之三原学派

宏道书院以“父子亲,君臣义,夫妇别,长幼序,朋友信”的儒教作为学习的核心内容,把“博学,审讯,慎思,明辩,笃行”做为办学的服务宗旨,并鉴于宋朱熹所办白鹿洞书院《书院教条》订立学规20条,对“明德,游艺以及会食,归宁(指回家探亲)”等都是有严格要求,考经堂内存有上千卷书本材料,王承裕每日向学员讲四书五经,告老归来的王恕有时候也到书院给同学以指教。书院学员分20岁前后和10岁上下二种,有堂上学员与堂外学员的区分,都按勤奋与懒惰,考试成绩好坏做为升,降级的标淮。

那时候书院学员中知名者颇多,如马理,吕,康海,秦伟,雒昂等。至清朝,从书院中肄业而就职朝中者如高陵白遇道,礼泉宋伯鲁等,均一时之名流。道光十年(1830),陕西省督学周之桢重新修书院,使宏道变成陕(西),甘(肃)两省学土深造的地方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,督学沈兆霖,倡导社会各界捐款扩建书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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